徽州各县的图腾始于何时，史料中没有记载。从图腾崇拜的起源看，应当是源于山越或更早的古越时期。
徽州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文明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距今5000多年前，黄山市一带早在旧石器时期就已有先民生活。而在新石器时代，这里的先民们已创造原始土著文化。在3000多年前，生活在这里的是古越族。
百越杂处，各有种姓，互不统属，各族群都有自己的图腾。随着时代的流逝，自秦始皇至唐代宗年代，黟、歙、休宁、婺源、祁门、绩溪六县先后独立成县，这种族群或部落的图腾遂逐渐演化为县的图腾，成为这一族群隶县的属号。
根据徽州各县图腾构成的原因，大约分两种情况：
一是图腾对象与自然形态极为相似。一种说法是，徽州人信风水，属号多以县治地形、山形或县域形状而得名。休宁县治形如长蛇，歙县县治附近有山如犬，黟县县治附近有山如蛤蟆，绩溪县域形状如牛，祁门县域形态如猴，婺源县域形状如龙，故以蛇、狗、蛤蟆、牛、猴、龙喻称之。但是，具体是那座山形，恐没人说得清楚。
二是动物的拟人化”，把图腾对象赋予了人的精神象征和部分特征。
黟县的图腾是蛤蟆，也叫蟾蜍。
别看蛤蟆长相不佳，但在远古时代，人们却将它视为神物。在中国，许多氏族部落将蟾蜍或者蛙视为自己部落或者氏族的图腾。在出土的仰韶文化初期的陶器中，有一件陶器上绘有一只圆腹四足蟾蜍，说明了早在半坡期，人们已经通过绘制蟾蜍图案来表达对生活的期望。
蛤蟆冬眠时间长，古代人对蟾蜍这种“死而复生”的神力十分崇拜，把其视为吉祥之物。此外，蟾蜍和蛙类一样，有着极强的繁殖能力，以蟾蜍作图腾，也体现了对多子多福的生殖崇拜。“蟾宫折桂”等民间传说中把蟾宫指月宫，比喻应考得中，蟾蜍又成了求仕途好运人们的吉祥之物。将蟾蜍作为图腾，显示了对它的崇拜。
就性格而言，蟾蜍性静，不喜活动，恋家，是个“宅男”，以此喻黟县人长于守土守业。历史上，黟县人外出经商的时间较歙县等县为迟。康熙《黟县志》载：“旧志云：山限壤隔，民尚朴实，读书力田，不事商贾，勤于山伐。”蛤蟆和黟县人的性格有些相似，恋土守家，性格随和，本分敬业，勤俭朴实。
歙县的图腾是狗。
狗是人类的朋友，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的图腾。歙县有句俗语：“歙县狗，打死不离锅囱口”。 史籍记载：“歙俗之美，在不肯轻去其乡，有之则为族戚所鄙，所谓‘千年归故土也’”尽管他们闯荡天下，流寓四方，但他们终究还是把外边当做过路的驿站，“根”必须留在故乡，牌坊、祠堂、宅院则建在原籍的土地上。
狗，精忠尽义，护家守主，不喜独处，灵敏聪慧，用狗来喻歙人意志坚定，忠实可靠，聪明敏捷，合群团结。
祁门的图腾是猴狲。
猴是汉族的十二生肖之一，猕猴是藏族等民族的图腾崇拜。用猴狲作为祁门的图腾，不仅古代有“人是由猴子转化而来”的传说，而且祁门地处深山区，猴子是常见动物，它机智灵活，适者生存，“猴”又与“侯”同音，暗喻“封相拜侯”，喻祁门人勇于进取，善于应变，多才多艺，机智灵敏的性格。
休宁的图腾是蛇。
休宁原名休阳，东汉时建县，山越文化较为悠久。中华民族公认的图腾“龙”与蛇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认为中国“龙图腾”是“蛇图腾”崇拜的发展和演化。“龙为蛇象，蛇乃龙之原生”， 上古时期蛇被认为是人类的始祖而倍受崇拜。《山海经•海内经》还把五帝之首的黄帝轩辕氏认为是象征云气的“四蛇相绕”图腾。蛇的进一步神秘化便升华为龙，发展变化了的蛇图腾像就是龙的形象。蛇四处游走，而休宁人外出经商较多，俗语“蛇出洞”，用蛇图腾喻休宁人心灵手巧，思路敏捷，经营四方，精明能干。
婺源县的图腾是龙。
婺源是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年）从休宁析出，比休阳建县迟了500多年，用龙来喻婺源，这不仅体现了婺源从休宁析出是从“蛇图腾”向“龙图腾”的转化的历史变迁，而且用龙喻婺源圣人潜渊，名人辈出，开拓进取，勇往直前。
绩溪的图腾是牛。
牛在印度教里视为神圣之物，印度人对牛敬之如神。中国对牛的崇拜，可追溯到4000年前大禹治水时期。古人认为，埋头耕田犁地的牛，是盗取天仓谷种下凡拯救黎民百姓的社稷神，而天帝为了惩罚牛，让牛世代受劳作之苦，为人类所驱役。牛是人类最早驯养、最勤劳的一种家畜，成为农耕社会最主要的劳动工具。
人们对牛的崇拜，更多体现在精神面上，把牛视为勤劳奉献的象征，“吃的是草，挤出来的牛奶和血”。绩溪用牛作图腾，喻绩溪人有吃苦耐劳、踏实肯干、毅力坚韧、奋力拼搏的精神。
徽州各县的图腾，有一个从古代社会的动物图腾崇拜到现代的精神崇拜延续过程。随着人类的进步和发展，这种动物崇拜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宗教或神灵崇拜的含义，而留下了有积极意义的精神范畴。如果从精神范畴来说，用“骆驼”作为整个徽州人图腾是最合适的了。据考证，最早提出“徽骆驼”的是明末抗清将领金声，被俘时遗命部下“要做徽骆驼，不降异族”，“徽骆驼”称呼随之传播开来。徽州一些明清建筑中，就有骆驼的图案。
徽州并无骆驼这种动物，何以有 “徽骆驼”之称？民间有种说法是：徽州当铺里的账房先生俗称“徽老大”，用徽州方言念出来，发音近似“徽骆驼”，“徽骆驼”由此传开。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
把“徽骆驼”叫出名的是胡适先生，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胡适曾为江苏溧阳新安同乡会题写过“我是徽骆驼”，1953年，他在台湾又为绩溪旅台同乡会题写了“努力做徽骆驼”的条幅。徽州休宁籍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吴象说，小时候多次听到“徽骆驼”这个说法。吴象先生从李敖的《胡适评传》中发现：胡适经常给身边的人说，要做徽骆驼。胡适力赞“骆驼”，当然不是古人神化的动物崇拜，而是提倡骆驼那种不畏艰难、刻苦耐劳、负重致远、努力拼搏的精神。这应当成为现代徽州人的精神“图腾”。
来源：徽州上下两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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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祖容像的审美特色
安徽大学艺术学院陈庆军博士：在徽州文化里面，除了契约文书、族谱、碑刻、估计等文本研究之外，还有一个被人忽略的图像系统。图像研究是史证的重要补充。徽学研究中对图像的研究和关注是远远不够的。其实，诸如祖容像、门神、墙头画、年画、剪纸等图像现象，是徽州文化的一个重要板块，且最具风俗审美意义。有鉴于此，徽学研究的重心需要下移，形成文本与图像研究并重的新走向。这是触发我对徽州祖容像审美思考的由来。
一、徽州祖容像的图腾审美意义
经过了漫长的古山越时期，徽州这块土地上迎来了三次大的中原移民南迁潮，这些移民，把神人合一的中原龙凤图腾带到了徽州，与土著山越人的生殖崇拜、祖宗崇拜、英雄崇拜相融合，形成傩舞、社戏、鬼神等图腾审美文化。而民间祭祀过程中盛行的“祖容像”现象，不乏有明显的中原审美遗风。徽州先人有关生命的信息审美，除了宗教、舞蹈、音乐、文学之外，还以另一种审美形式——祖容像，在偏僻的徽州村落出现。
人类从自然神崇拜到人格神崇拜，产生了巫舞、图腾、神话等审美载体，由此促进了人类情感审美的记忆。伴随情感审美的深入，产生了形象化的图腾审美需求，祖容像正是在这种心理背景下产生的。中国民间鬼神文化一直十分发达。在生殖崇拜向鬼神崇拜嬗变过程中，山越人、徽州先人对自身生命的意义和审美内涵有了新的发现和思索，祖容像就是人类鬼神崇拜的重要文化载体之一。徽州先人在走出山林过程中，仍然重视祖宗神灵的力量，重视生命图腾的魔力，追求原始人性之美的永恒。
容或容像，即人物肖像画，始于先秦两汉，兴于魏晋唐宋。从已知的资料显示，徽州容像画的创作，至迟在唐代初年就开始了，而不是“始于南宋”（见石谷风编《徽州容像艺术》，安徽美术出版社，2001年），明万历至清乾隆间最为鼎盛，前后约有六百余年历史。这些传统，对民间民俗文化也有着影响。应该说，民间祖容像现象的出现，最原始的动机不是审美而更多的是对生命之源的探秘。由于有了文字锦帛，有了刻书绘画，有了族谱或家史，溯源血脉、留住祖宗容貌的可能就有了可能。人们深感生命短暂，想留真容于世，这是一种最朴素最直接的想法，后来却成了帝王将相的“专利”。
敬奉祖荣的目的还在于求得祖宗保佑，求得祖宗神灵的关怀，并从中获取一种战胜困难的超然力量。有鉴于图腾审美的正面意义，明清以后的大多数徽州人家，都要延请当地、外地甚至宫廷画师为自己的祖先绘制容像。受经济文化以及民俗等众多因素的影响，一些新安大足，数代祖荣衔连有秩，给祖先容像添加上了一层神秘感，祖先容像成了最具生命象征意义。最具审美价值的家族物件或图腾。
在祠、堂或居屋里，通过一定的仪式，悬挂着最为重要或最为亲近的先人容像，从容貌审美角度强化着审美心理的一致性以及家族人体特征的纯正性，传递着与生俱来的家族亲近感和认同感，打到“使风采可接，馨可亲，宜必肃然起敬，惕然深省，二向善之心，亦将油然而生。”它饱含了对逝去先人的缅怀和对宗族血统的认知，对生命源头之美的探秘。
祖容像对或者的人有着一定的心理影响力。据民国《歙县志》卷一“风土”记载：岁时礼俗：正月悬祖荣于庭，张灯设饮，至元宵后三日撤，谓之十八朝。在徽州人眼中，祖荣是图腾的、通灵的、神秘的，通过祖宗容像的瞻仰、叩拜、献胙等缅怀过程，接收生殖崇拜、图腾审美或者某种神力带来的按时，寻求祖先神灵之类超自然力量的庇佑，寻求祖荣“图腾”给予子孙后裔的血统确认，留意家族容貌的明显特征（如五官）和亲情依恋，宣示强大家族力量，渲染血统纯正、伦理优越之美。强化摆脱困难、战胜灾难、祈求平安、追求吉祥的集体力量，开启族人的向善之心，在祠祭中展开图腾审美的想象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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